《乾隆南巡图》凡12卷，乃是宫廷画师徐扬奉旨恭绘，以清高宗弘历的12首御制诗为依据，刻画出乾隆十六年（1751）首次南巡的恢宏场景：金碧辉煌的行宫别苑，雄伟高大的城垣楼阁，车水马龙的市廛商肆，忠实反映出18世纪中叶北京的社会风貌与旖旎山川。画师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北京中轴线上的众多建筑，台阔基厚，规制俨然，充分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和”思想与古都的历史文脉。
一《乾隆南巡图》与清代京畿
乾隆十六年，清高宗弘历奉母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巡幸江浙”，开启了“宣风而布化”的南巡盛典。还京之后，乾隆命宫廷画师徐扬执笔绘制出12卷《乾隆南巡图》绢本，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历时6年始成。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又命徐扬在绢本基础之上进行局部微调，创作出12卷纸本《乾隆南巡图》，总长度达到154.17米。两个版本的《乾隆南巡图》均置于红雕漆云龙纹楠木匣内，外包黄色云龙纹套，内容也基本相同，只是绢本的御制诗是首揆名臣于敏中的墨宝，而纸本御制诗则系书坛“三梁”之一的大学士梁国治题写。晚清以降，绢本各卷散佚四方，而纸本则完整庋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作为南巡的起点与终点，画师徐扬对《乾隆南巡图》的首卷《启跸京师》和末卷《回銮紫禁城》着墨甚重，以细致的笔触记录了京师内外的繁盛景象，主要分为北京城内与近畿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城内景物，包括正阳门至广宁门之间的城楼、街巷、庙宇，以及端门、午门之间的六部朝房、六科廊等。第二部分包括郊外的宛平城、卢沟桥、永定河、良乡塔以及黄新庄行宫等。本文打破卷数的限制，使《启跸京师》《回銮紫禁城》两卷所绘京畿景物在空间上实现贯通：将首卷出现的外城、城郊等景物与末卷的皇城、宫城建筑视为一个整体，形成一种闭合结构，勾勒出清代中期北京城及畿辅地区的历史风貌，为考证乾隆朝京畿景物、风情世态提供重要参考，探析蕴藏其中的历史信息与当代价值。
与三百多年前相较，北京的城市空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内九外七皇城四”的格局不复存在。不过，我们仍可通过《乾隆南巡图》窥见清代中前期京畿内外的情况，尤其是进出京师的交通要道。众所周知，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处处效仿皇祖。但是，康熙皇帝离京南巡是出永定门，而乾隆却选择由广宁门离京。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第一条路线要经过南苑，在赵北口渡过永定河，但附近并无船只，建桥存在施工困难。纵然可以在冰上铺板过河，但考虑到正月十五前后，冰已不甚坚固，恐难承受车辆辎重。因此，作为南巡“向导统领”大臣的努三、兆惠都建议圣驾经广宁门出京，沿官道前往宛平城，在卢沟桥渡河，当日驻跸良乡黄新庄行宫，[1]而后正式离开北京城开启南巡之旅。
二《乾隆南巡图》中的北京外城
（一）万寿关帝庙、响闸桥和正阳门西水关
《乾隆南巡图·启跸京师》长约19.8米，展卷即可看到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瓮城、箭楼和正阳桥牌楼（五牌楼）（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正阳桥匾额上的满文、汉文的次序。庚子国难之后，正阳桥牌楼的匾额一度丢失，更换之后的匾额汉文在先、满文在后。可是，在《乾隆南巡图·启跸京师》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无论是正阳门箭楼的青石匾还是正阳桥牌楼上的匾额，皆是满文在先、汉文在后，原因莫衷一是。南巡队伍经过正阳桥后，在五牌楼前转向西行，沿着护城河河沿直奔广宁门而去。
图1《乾隆南巡图·启跸京师》中的正阳桥牌楼
从画卷上可以明显看出，当时前门西河沿尽管会馆、客栈栉比而立，但街道甚为宽阔，卤簿仪仗行进其间，六匹至八匹马并行也不局促。作为外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域，沿街的商铺幌子、招牌林立，苏杭绸缎、川广杂货、易州干丝、金华火腿等来自全国各地的特产云集于此，彰显出彼时前门外大栅栏、琉璃厂周边商贾辐辏、百货云集的繁盛场景。对于商业街的刻画，徐扬可谓驾轻就熟。他早年居住在苏州阊门内的专诸巷，对于运河两岸花灯十里、巨货如山的场景耳濡目染，故对市廛刻画入微。
经过了商业区之后，画面之上出现了一座道观，在三清殿上挂有“万寿无极”四字，这便是前门西河沿的万寿关帝庙。清代建立之后，京城内外曾经一度掀起兴建关帝庙的风潮。这座关帝庙本名“伏魔庵”，始建于明代，不仅是前门西河沿一带最古老的宝刹，也是京师中城、北城的分界线，庙东隶属中城，以西则隶北城。清初，周边居住者多为正阳门外的买卖家，为求生意兴隆，凑钱对庙宇进行改建，破土动工之日，恰逢圣祖玄烨的生辰（万寿节），故改称“万寿关帝庙”。在《乾隆南巡图》上可以看到，此庙山门之前的两根旗杆格外醒目，故附近居民便称以“双旗杆庙”“粗旗杆庙”作为代称。
展卷前行，可以在西河沿尽头发现一座石桥，名为“响闸桥”。过了此桥，便是出了“正西坊六牌二十四铺”的界限范围。[2]由于北京的地貌特点是西高东低、北高南低，故内城流向外城的水关在此倾泻，出水之声尤为响亮，故得名“响闸桥”。此处的水关名叫“正阳门西水关”，位于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载，京师内外共有水关十座，其中内城七座，外城三座。[3]内城水关位于正阳门东西、崇文门东、宣武门西、朝阳门南、东直门南以及德胜门西，“均内外三层，每层皆护以铁栏”。外城水关则分设在东便门西、东便门东与西便门东，其中的东便门东水关为内外城的总排水口。
（二）报国寺虬松与乾隆御制诗
南巡车驾自宣武门外鱼贯而过，由此进入了北京外城西部的核心区域。顺着护城河中冰嬉的人群向南，可以看见一座很大的商铺，名唤“万香阁”，出售“虔造各种上品名香”，足见附近必有大型寺院。在不远处，可以望见寺前高挂的幢幡，其颜色与形制与前文提及的万寿关帝庙存在差异。在山门之上挂有“祝国佑民”四字，两侧对联分别是“常沾法雨，广种福田”“慈云普被，慧日常辉”。这便是自明代延续至今的报国寺。明代成化二年（1465），小太监在报国寺的伽蓝殿内找到了孝肃太后周氏失散多年的堂弟周吉祥。[4]可周国舅一心向佛，拒不还俗。作为外甥，宪宗朱见深特拨银两，依照皇家寺院的规制，出资整修报国寺，兰台桂殿拔地而起，毗卢高阁彰显皇室威仪。竣工之后，宪宗又赐名大慈仁寺，任命舅舅为僧录左善世兼任大慈仁寺并大觉寺住持。
乾隆在南巡途中多次途经报国寺，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还留下了重修报国寺御制诗：“幢石难寻址，虬松尚护门。毗卢弗见阁，祗树不妨园”。碍于画卷尺寸所限，徐扬在《乾隆南巡图》上难以完整展现清中期报国寺伽蓝七堂的布局，仅绘出了山门、钟鼓二楼、天王殿、大雄宝殿等建筑，但仍不乏点睛之笔——报国寺双松，亦称虬松、偃松。据明末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卷六十六《寺庙》的描述：“前殿奇松，离奇飞舞，有如怒虬”[5]，而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亦有所载：两棵偃松“影无远移，遥枝相及，鳞鳞蹲石，针针乱棘”[6]。在《乾隆南巡图》中，徐扬亦在报国寺的殿前绘制出双松，恰好符合文献所载，只是此树已系康熙朝补种，非元代之旧木矣。
三《乾隆南巡图》中的畿辅景物
（一）卢沟桥以及宛平城周边
卢沟桥系金代大定二十九年（1189）至明昌三年（1192）期间营建。永定河在桥下奔流而过，水色浑浊发黑，故有“卢沟”之称。《乾隆南巡图》为我们了解清代中早期卢沟桥的景物，尤其是桥畔的“御碑亭”位置变迁提供了重要参考。
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老照片可知，彼时卢沟桥东西两侧各有两座碑亭。桥东两碑是康熙八年（1669）的“重修卢沟桥碑”与乾隆十六年的“卢沟晓月碑”，桥西则是康熙四十年（1701）的“察永定河诗碑”和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重葺卢沟桥记碑”。问题在于：在《乾隆南巡图·启跸京师》卷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卢沟桥东端伫立着两座御碑亭，石制雕龙柱梁，攒尖顶覆黄色琉璃瓦。如前所述，徐扬所绘为乾隆十六年正月首次南巡的场景，故这两通御碑只可能是康熙朝所立的“重修卢沟桥碑”与“察永定河诗碑”。那么，“察永定河诗碑”是何时被移至桥西的呢？在高晋进呈的《南巡盛典·程途》中，卢沟桥西端就已经出现了第三座碑亭；[7]该书付梓于乾隆三十六年，故石碑的挪动时间，应该在此之前。至乾隆五十一年，弘历又题写了“重葺卢沟桥记碑”立于桥西，最终形成了卢沟桥东西各两座御碑亭的格局，未再改易。遗憾的是，碑亭在20世纪初相继坍圮，仅存其碑。
距离“卢沟晓月碑”不远，便是闻名遐迩的宛平城，明清时期称作拱极城，或拱北城。此城始建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由明代御马监太监武俊主持修建，城开两门，北为“顺治”，南称“永昌（清代改作威严）”，扼守京城的西南门户，是明清以降重要的军事卫城之一，清代在此设有参将。民国十七年（1928），宛平县署结束了附郭县的历史，正式迁入拱极城，遂易名“宛平城”。
（二）长新店至良乡黄新庄行宫
永定河作为京畿咽喉，沿岸驻有汛兵，即“塘汛制度”。有清一代，凡交通要地皆设立塘、汛，“比汛狭小曰塘，比塘狭小曰铺”；每汛设有“斥堠”，“以控制险要，令各分兵而守之”。自卢沟桥沿路前行，徐扬重点画出了两汛，即“长新店汛”与“塔湾汛”。
长新店，亦作“常新店”，如今写作“长辛店”。无论是天子南巡、京官出京还是外官入京，都要由此经过，以致清水泼街成为一种常态，谐音“常新店”，汛因其名。沿着长新店前行，可见一座木桥，桥两侧的栏板之上绘有“行龙”纹饰。此地本有一座联拱石桥，名为“巨马河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由慈圣太后李氏出资兴修。明末河道南移，巨马河桥成为“陆桥”，导致周遭百姓每遇夏季汛期设舟以济，秋冬水落则填筑木桥渡河。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才修建起“永济桥”，并与旧桥相连。自木桥前行，又发现一处类似衙门的建筑，五位军士恭敬立于其前，旁设香案，这便是塔湾汛的汛廨所在地。而塔湾汛西南方向，则是著名的良乡塔，也是《乾隆南巡图·启跸京师》卷尾处的核心景物。
良乡塔位于良乡县城东关，又称昊天塔、多宝佛塔。此塔建于辽代咸雍四年（1068），南眺涿鹿，起到瞭敌预警的作用。我们今天所见的良乡塔为五级空阁楼式塔，平面呈八角形，雕有直棱假窗，呈现出明显的辽塔风格。然而，《乾隆南巡图》上的良乡塔却是一座高达九层的密檐式宝塔，从层数到外观均与现存的良乡塔存在较大差异，具体原因尚待深入研究。
《启跸京师》的末尾绘制出了黄新庄行宫。该行宫建于乾隆十三年（1748），位于良乡县城以北五里，是乾隆离京南巡和前往易县清西陵谒陵的必经之处。行宫正殿匾额为乾隆皇帝的御笔宸翰“香清绣影”，楹联则是“远近咸安耕凿乐”“春秋时动露霜情”。鸦片战争之后，作为天子离京驻跸首站的黄新庄行宫逐渐荒废，现仅存古松、假山和部分基址。所幸，《乾隆南巡图》中绘有大宫门、东朝房、西朝房，以及行宫前的三座牌坊等建筑，可以让我们借此窥探旧貌。
四《乾隆南巡图》中的皇城区域
（一）午门至端门之间的六科廊、朝房等建筑
《乾隆南巡图》的《回銮紫禁城》卷长约9.8米，卷末有徐扬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夏五月恭写之“敬跋”。为了避免与王翚、杨晋师徒所绘《康熙南巡图》的回銮卷出现构图重复，徐扬将此卷的主要视角聚焦于午门至端门之间的区域，所绘建筑依次为午门、诸王朝房、阙右门、六部九卿朝房、六科廊、社左门、端门，而位于画面南侧的阙左门、庙右门等建筑仅仅描绘出屋脊，集中描绘出由午门至端门区域的北京中轴线。
图2《乾隆南巡图·回銮紫禁城》中的午门
在《回銮紫禁城》的卷首，一片祥云映衬之下出现了紫禁城的正门——午门（见图2）。城台正中建筑为重檐庑殿顶城楼，通高35米；两侧建阙，承袭隋唐宫阙之遗意，而东、西雁翅楼又与午门城楼相连，各有一座镏金宝顶的四角攒尖方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双阙两观”形式，崇楼五座，游廊相连，故有“五凤楼”之称。端门到午门两侧各有朝房五十间，建筑均联檐通脊长房，合为一百之数，作为天安门以南的千步廊的延伸，亦称“内千步廊”，为各部、司官员提供了集会候朝、避风躲雨的场所。
六科直（值）房被称作六科垣舍、六科廊，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相对应。六科作为监察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清世宗雍正实施“科道合一”改革之后，隶属于都察院。根《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工部》所载，在东侧的端门与太庙右门（阔三楹）之间，是礼科公署五间，以北则是吏科公署七间、户科公署九间；在西侧的端门与社稷左门之间，则是工科公署五间，以北为中书科直房六间、兵科公署七间、刑科公署七间，以及六科公所两间。[8]六科公署由给事中值班，重要职掌是科抄，即将皇帝批示后的本章抄发相关部门执行。六科衙门的言官“每夜一科值宿”[9]，以备随时召应。在阙右门、阙左门以北分别是专供王公使用的“诸王朝房”各三间。其余房舍则归各部院府寺监使用。
与简明扼要的会典相较，《国朝宫史》卷十一《宫殿·外朝》对该区域的一百间房舍的描述更加详尽：在社左门、庙右门以北至阙右门、阙左门之间，“左右朝房各四十二楹”，其中东二十三楹、西二十楹为“六部九卿朝房”[10]。东庑则有“敬安圣祖康熙“御制台省笺”石刻的房间三楹、吏科公署七楹、户科公署九楹，加上六部九卿朝房（二十三楹），刚好是四十二间。西庑则有六科公所二楹、中书科直房六楹、兵科公署七楹、刑科公署七楹，加上六部九卿朝房（二十楹），亦合四十二间之数。
（二）端门以南的建筑与消失的社稷坛街门、太庙街门
端门初建时为三券门，在康熙六年（1667）改为五券，并增建城台与城墙。五券之中中券门高度8.8米，两侧券门逐级递减，分别为4.4米、3.3米。端门所在区域作为皇城外垣与紫禁城间的过渡性空间，平时主要用于储藏天子出行所需的仪仗器具。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徐扬在绘制《乾隆南巡图·回銮紫禁城》中，并未画出社稷坛街门、太庙街门。在天安门以北至端门以南的闭合区域内，东、西两庑各有二十余间，具体数量记载有争议。根据《清会典》卷八百六十二《工部》，《国朝宫史》卷十一《宫殿·外朝》，以及《顺天府志》卷二《京师志》所载，东、西两庑各有六部朝房，凡二十六间。
笔者认为，社稷坛街门、太庙街门如此重要的两门并未出现在画卷之中，绝不会是遗漏，而是徐扬出于画面整体构图的考量。一方面，两门位于天安门至端门之间的正中位置。倘若徐扬按照真实比例将两门描绘在《回銮紫禁城》卷上，将出于卷尾祥云的位置。通向“左祖右社”的两门，屈于画面末端，实属不敬。另一方面，《乾隆南巡图·回銮紫禁城》所描绘的行进队伍起于午门之下，止于端门迤南，在此区域之内已经将回銮入跸阶段的卤簿仪仗完整地进行了呈现。即使是徐扬在卷尾画出了社稷坛街门、太庙街门，两门之前也再无车驾队列，反而形成了大量的留白。是故，出于“崇敬”以及构图的考虑，徐扬才选择将第12卷止笔于端门以南。
《乾隆南巡图》叙事规模宏大，构图层次分明，人物刻画细腻，不仅是清代宫廷绘画的巅峰之作，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民俗风物，使我们对于清代中早期的京畿景物有了更加具象化的了解，为进一步探究北京历史沿革与古代城市规划布局提供了重要参考。
注释及参考文献：
[1][7]高晋. 南巡盛典:卷九十一[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16-17，1.
[2]张爵. 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14.
[3][8]昆冈，刘启端，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六十七[M].石印本.北京：清会典馆，1899（光绪二十五年）:1-2，20.
[4]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M].北京：中华书局，1976:14.
[5]孙承泽. 春明梦余录:卷六十六[M].刻本.广州：清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1881（光绪七年）:6.
[6]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三[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107-108.
[9]永瑢，等.历代职官表:卷十九[M].北京：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790（乾隆五十五年）:15.
[10]鄂尔泰，张廷玉，等. 国朝宫史:卷十一[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186.
来源：刊载于《北京档案》2025年第二期 作者：林硕